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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肺活量是一个人做最大吸气后再做最大呼气所呼出的气体的体积,单位是毫升(ml)。肺活量是身体机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对青少年的成长及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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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

“北青交”下月以乐会友展现中国风采

　　记者 高倩

　　国家大剧院地下三层排练厅的走廊里有两排座椅，平时，演员们会在这里随手放些乐谱、剧本和背包。这几天，来来往往的人总能看到“格格不入”的校服和练习册——正在“集训”的北京青年交响乐团是一支特别的乐团，它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市教委联合创建，100多名乐手并非职业演奏家，而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一零一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金帆交响乐团。8月，他们将应邀登台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参加“世界青年管弦乐团周”。在这个享誉世界的平台上，年轻人肩负着不一般的使命。

　　北京青年交响乐团正在排练。记者 方非摄

　　5月和6月，周密筹备的北京青年交响乐团进行了声部授课和两次集体排练，眼下，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行前集训。3首即将演出的曲目考虑周全，鲍元恺《炎黄风情》选段、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是气质鲜明的中国作品，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则是公认的经典巨作。担任乐团艺术总监的指挥家吕嘉时时把控着演奏的基调和韵味，以《炎黄风情》选段“对花”为例，年轻人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冲劲儿，各个声部汇入后，曲子的节奏明显快了起来，吕嘉一次次数着拍子提醒孩子们“别着急”：“想象一下，两个人对花一定是你一句我一句，肯定是比较悠闲的。”

　　一些尚待雕琢的细节难掩总体的灵气与进步，总的来说，担任乐团艺术顾问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李喆非常肯定大家的表现。交响乐是合作的艺术，成员之间的圆融配合要靠天长日久的熟悉磨合，“但北京青年交响乐团是一支刚刚组建的乐团，短时间内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默契，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李喆说。他相信，一定是代表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的责任感，驱策着孩子们在练习时尽了全力：在“世界青年管弦乐团周”，北京青年交响乐团将用音乐对话来自五大洲的其他6支乐团。届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马林·阿尔索普、伊万·费舍尔、让-伊夫·蒂博戴、伊莎塔·坎内-梅森等名家将亲眼见证世界青年交流合作的盛况。

　　“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些国际交流的经历，但马上要在这么好的音乐厅里面对世界各地的青年朋友，感觉很不一样。”北京青年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打击乐声部成员崔炳璇和卫怡彤说。她们分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一零一中学，两位小姑娘不是专业的音乐学子，但学琴路上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丝毫不少，“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更多地接触西方作品，这一次，我们要把中国家喻户晓的作曲家介绍给全世界。”

　　“和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一起去完成一件大事，一定会受益终身。”担任乐团导师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圆号副首席陈彩双说。她与李喆年少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音乐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对协作、友谊、多元文化的积极认知，直到今天，这泓无形的清泉仍在滋养他们。“北京青年交响乐团以培养有情怀、有理想的新一代青年人为目标，在系统化、高水平的交响乐训练和体验中，孩子们能收获高尚的知识、思考和快乐，实现自我超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珑说。很快，乐团将向观众展现他们的所学所得，7月26日和27日，两场预演音乐会将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8月4日，乐团将正式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斯特恩大厅精彩亮相。